上海人喜歡穿睡衣出門，提到睡衣出行，最早受到關注的是上海。作爲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上海依然保持着一些老傳統，包括一些很土的習俗，比如“穿睡衣出門的上海人”就一直頑強地存在，以下分享上海人喜歡穿睡衣出門。
上海人喜歡穿睡衣出門1
在魔都，一年四季，你都能看到一些居民喜歡穿着睡衣出門溜達……
這是魔都特有的“魔性”嗎？
說起來令人有點費解：“穿睡衣出門”——這種看起來有點“不文明”的行爲，在上海這樣數一數二的大城市，居然還挺常見的。
對於“穿睡衣”出門這種行爲，你是否看得慣？
這是不雅的“陋習”，還是無可厚非的個人習慣？
在上海，咱們時常能看到一些居民穿着睡衣在公共場合晃：街上壓馬路啦，公園裏散步啦，菜市場買菜啦……在這座城市裏，各種五顏六色的棉睡衣無處不在，讓許多剛來的人挺懵X的：上海好歹是中國最現代化、最時尚的大都市，咋有這麼多本地人如此“不文明”呢？
十年前，當我剛來上海時，我也一度十分懵X。我一直以爲這種“睡衣現象”只在欠發達的地區纔有，比如我老家。那是湖南的一座小城市，很多人都喜歡穿着睡衣出門溜達。
但令我意外的是，上海居然也是一樣一樣兒的。地鐵上，穿粉紅色麻布睡衣的大媽和穿職業正裝的年輕人擠在同一節車廂裏，這奇妙的畫面咱也是司空見慣了。
不過，很多人都覺得在公共場所穿睡衣，這既不合適也不禮貌。雖然“城市是我家”這句標語大家都聽過，但最初這是用來號召大家不亂扔垃圾的，不是讓你穿着“家裏的衣服”在外面隨便晃的嘛
然而，在上海待的時間長了，我也逐漸瞭解到了上海人對於睡衣的那份獨特喜愛。這背後還有一定的歷史和文化原因的呢。
現代的西式睡衣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早在20世紀初，當國外的睡衣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時，它們可是昂貴的奢侈品，只有上海本地的富人才穿得起。有一套好看浮誇的睡衣，穿着出去溜達溜達，那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徵。至於普通老百姓？他們不穿睡衣出門，可不是因爲不好意思，而是根本穿不起啊。
當然咯，現在的睡衣便宜多了，大家也都買得起了，但在一些老上海人眼裏，在外面穿睡衣還是蠻潮噠！就算不“潮”，但至少無可厚非。
更何況，現在很多睡衣還是蠻好看的。你如果去南京路步行街或者新天地逛逛，那裏一些人穿的睡衣可是高端大氣上檔次，製作精良顏值高。想想優衣庫賣的一些睡衣，長得和咱們平常穿的休閒運動服也沒啥區別嘛。就連香奈兒、紀梵希等大牌，也曾設計過“睡衣風”的服裝，價格還頗爲不菲。
某種程度上，睡衣甚至成了本地的某種時尚標誌，集休閒、藝術、個性與懷舊於一體。在去年的上海秋冬時裝週，一些模特就特意穿着睡衣去石庫門拍寫真，向這一獨特的地域文化致敬。
不過，魔都的“睡衣文化”也引起過當局不滿，他們認爲這有損於上海的大都市形象。十年前，在2010世博會即將召開時，上海一度嘗試禁止居民穿睡衣出門。
“齊八小區的文明着裝勸導隊每週活動兩次。他們……衣着整齊地立在小區門口，看到有穿睡衣的居民要走出小區，志願者便會上前勸阻。”《中國新聞週刊》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文章裏說，如果有居民抱怨這些志願者管得太多，志願者就會勸道：世博會時，外國人蔘觀完園區出來以後拿着相機到小區亂竄，很有可能到我們小區來……不能給上海丟臉。
上海注重臉面，這可以理解。但是……區區睡衣而已，老外會那麼在意麼？早在2008年，美國攝影師Justin Guariglia就在上海大街上拍過許多穿睡衣之人的照片，還爲此專門出版了一本書。
在《華爾街日報》2008年的採訪中，他是這樣說的：“這（穿睡衣出門）主要是一種上海的時尚現象，很有魅力也很優雅。雖然當地媒體對於‘居民該不該在外面穿睡衣’有過激烈爭論，但我是支持這一舉動的。也希望在世界範圍裏，有更多人可以接受它。”
我個人不會穿睡衣出門。不過，其他人在街上穿自己喜歡的任何衣服，我都覺得無所謂。西方文化裏有“休閒星期五”的傳統，員工們在週五時可以想穿什麼穿什麼，上海也可以借鑑下這種傳統啊~ 不過上海的版本估計得叫“褲衩子星期五”啦。
希望上海不要再限制居民的着裝了。魔都是開放、包容而多元的——這種“包容”和“多元”不僅僅對於外界，對本地的人民也應是如此啊。
上海人喜歡穿睡衣出門2
上海人爲什麼喜歡穿睡衣出門？這是一個和上海有關的名話題。
上海作家馬尚龍認爲，話題的關鍵詞不是“睡衣”，而是“上海人”。
“大家似乎對上海人有一種刻板印象，覺得上海人就應該穿西裝出門。結果外地遊客到上海來，看到滿大街的睡衣，難免要談論幾句。”
在馬尚龍的印象中，睡衣曾經是上海的一個符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綻放無比。
然而，在居住空間的鉅變中，上海的“睡衣文化”正在消失。
那些過去住在弄堂裏的阿姨爺叔們，帶着不捨得丟棄的舊睡衣，隨着拔地而起的新房越住越遠。
一件小小睡衣的興衰史，這背後其實是半個世紀以來上海人居住空間升級變遷的歷史。
穿行於上海街頭的睡衣一族，總能讓人一眼辨認出來。
上海“睏衣”解析圖
它有幾個標誌性的特徵。
首先，必須是一套頭，統一式樣的衣服加褲子，經典的小碎花款式是主流。
衣服兩側一定要有口袋。夏天的男士睡衣還要多一個袋，位於左胸處，用來放紙幣、手錶、打火機。
冬天的睡衣多半要搭配上更加花哨的罩衫、袖套，防塵防髒。
其次，衣服的袖口和領邊處，要有一圈和衣服同色系、但更深一個色號的滾邊。
比方講，一套紫色碎花睡衣，它的滾邊一定是深紫色。要是男士穿的藍色睡衣，就會鑲一圈深藍色滾邊。
碎花一套頭、兩隻口袋、深色滾邊，這三大元素一碰撞，就構成了睡衣的鮮明特色。
當然，最關鍵的是，這種可以穿上街的睡衣，夏天款的裏面肯定有內衣褲，冬天款的還有棉毛衫、棉毛褲做內襯。
其實，它更像是一種“內衣款外出服”，好比電影裏超人外穿的內褲。
愛穿睡衣出門的阿姨爺叔們爲自己辯護時，也會以此爲論據：“阿拉睏衣裏廂是有內衣褲的。那種露肩胛露大腿的吊帶衫超短裙，就更加雅觀嗎？”
長辮子老爺叔
不僅睡衣裏有內衣褲
睡衣外又套了背心、圍兜
在阿姨爺叔們看來，“睏衣”只是個名稱而已，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上海人的‘睏衣’和歐美人的睡衣完全是兩回事。”馬尚龍說。
“西方人的睡衣裏面是沒有內衣的，材質透明飄逸。晚上洗好澡穿上，喝喝紅酒看看書。 ”
“而上海人的睡衣是一種多功能衫，用途廣泛，既能居家，又好外出。 ”
那麼上海這種可以外出的睡衣是怎麼誕生的呢？
這與上海特有的弄堂生活息息相關。
1955年出生的劉曉蘭（化名）從小生活在上海老城廂——老南市區的小南門一帶。
“我小時候從來沒在馬路上、弄堂裏見到過睡衣。印象中睡衣是一個只會出現在電影和書本里的東西，高檔洋氣，和我們普通人的生活不搭界。”
“到了七八十年代，經濟條件一點點寬裕起來，弄堂裏開始有人穿着碎花式樣的睡衣出入。”
“最開始穿睡衣出門的人，臉上還有幾分顯擺的意思。在那個年代，穿睡衣還算蠻時髦的一件事。”
劉曉蘭說，後來穿睡衣出門變得越來越普遍，弄堂口、菜場裏總能看到一些阿姨，穿着一身睡衣，頭髮卷得出奇地高。
“一些鄰居會自己用縫紉機做睡衣。看上去蠻隨意的，實際上衣服的細節上有很多小心思，比如點綴蕾絲花邊，用布店裏最新款的料子。”
襄陽南路上
穿着成套睡衣的
上海爺叔
馬尚龍認爲：“睡衣的流行，和七八十年代期間，上海市區居住條件緊張有很大關係。”
“當時一棟石庫門裏起碼要住七八戶人家，但廚房間就一個。”
“不管你住兩樓還是亭子間，每天都要去廚房間好幾趟，隨身還要帶着鑰匙、火柴、零散鈔票，有兩三個袋袋的睡衣最實用。”
“在家裏，沒有人捨得穿上班的衣服去燒飯，但如果只穿着汗衫短褲進出廚房，又太不雅觀，經常還要下樓到弄堂口買買小蔥醬油。”
“睡衣打破了空間不斷轉換帶來的尷尬，是名副其實的居家、外出兩用衫。”
“剛開始，上海人自己把舊衣裳改成寬鬆的‘睏衣’。等條件好點了，商店裏就能買到了。
這樣一來，弄堂裏進出的人既避免了尷尬，還能維持一點體面，作爲弄堂串門的着裝也親切。”
對上海人來說
弄堂是半私密的空間
沒必要穿得一本正經
睡衣不僅適用於弄堂生活，在最早的工人新村，也是派大用場的。
“當年的‘兩萬戶’基本上都是幾戶人家共用一個廚房間。睡衣既然能穿去廚房，也就好穿着去買小菜。”
“到後來延伸到公交車上、電影院裏，只要不是上班這類正式場合，都被睡衣慢慢覆蓋了。”
大城市、小弄堂，爲睡衣登場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從小生活在永嘉路一帶弄堂裏的陳妍廷說，如果自己在馬路上看到睡衣，首先會想到，對方肯定和自己一樣，就生活在衡山路周圍。
“因爲你穿着睡衣，活動範圍總歸在一公里內，不大會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
對於睡衣與空間的關係，“知乎”上也有網友曾這樣調侃：“不是住上海市中心的人，有那閒情穿個睡衣去黃浦江邊看夜景麼？”
上海人喜歡穿睡衣出門3
去過上海的朋友們，一定不會忘記大街上穿睡衣的男男女女們。
他們昂首闊步，旁若無人，穿梭在各大超市、菜場，甚至南京路的街頭。和他們擦肩而過的，還有穿着最入時的上海摩登男女們——恐怕沒有比這更魔幻現實主義的畫面了。
上海向來走在時尚潮流的最前沿，這裏的人們在穿着打扮上絕不鬆懈。可也是最體面的上海人，把不甚合身、還印着迷之花紋的成套睡衣，大大方方穿出了家門。
2009年10月30日，上海，身穿睡衣的大叔騎着電動車現身街頭。
早在世博會的前一年，上海市政府爲整頓市容，就提出“睡衣睡褲不出門”的倡議。各大小區紛紛動員志願者們，在小區門口勸導穿睡衣出門的市民。但是，不少上海阿姨們並不買賬，不忘回上一句：“儂鼓力嘎多咧！（你管得太多啦！）”
那麼，上海人爲什麼這麼喜歡穿睡衣上街？這一習慣又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都是弄堂惹的“禍”
其實，民國初期的上海，就有穿睡衣出門的人了。不過當時只有兩種人這麼幹——大財主和舞女。大財主在家門口以睡衣示人，顯示自己不僅有錢，還很閒。畢竟睡衣是舶來的洋貨，普通人家是負擔不起的。舞女們則在白天穿睡衣示人，表示她們此時不做生意。
倘若此時誰有了件睡衣，拿出來顯擺還來不及，怎麼會藏在家裏穿呢？所以，普通人不穿睡衣出門，不是因爲不好意思，而是根本買不起。
民國時期的上海人，雖然大部分都住在弄堂裏，但是彼此階級差異巨大。資本家、中產階級和中下層居民，住的房子都是不一樣的。
2008年7月23日，上海，南京西路與吳江路之間的老石庫門弄堂，狹窄而擁擠。
最早的石庫門弄堂，本是土豪鄉紳們住的地方。19世紀60年代，太平天國起義把江南地主豪紳趕進了狹小的上海租界，使得租界人口暴漲幾十倍，催生了舊式石庫門弄堂。民國以後，這些有錢的紳士們逐漸搬出石庫門，改住新式里弄，淘汰下來的石庫門弄堂漸漸變成低檔住宅。
20世紀30年代，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再一次成爲戰爭避難所。大批居民涌入租界，房地產商乘機將已被淘汰的舊石庫門弄堂出租，很多承租戶也將原來獨門獨戶的單元分房間出租。破敗的石庫門弄堂很快擁擠不堪，住着大量中下層居民。
雖然他們的居住條件不如中等收入羣體住的新式石庫門弄堂，更比不上資本家的花園弄堂。但能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區尋得住處已屬幸事，何況還能享受自來水和煤氣的便利。
但由於一戶單元要分租給好幾戶居民，這些便利的設施都需與人共用。由於並沒有獨立衛生間，洗澡可能扯一條布簾就完事。諸如洗漱、淘米、洗菜、做飯之類的日常生活，都要在弄堂裏進行。
2013年7月2日，上海城隍廟邊的一條老弄堂，房子裏接出了蓮蓬頭，孩子坐在大腳盆裏沖涼洗澡。
原本作爲公共通道的弄堂，逐漸成爲家居空間的延伸，甚至被居民們歸爲私人空間的一部分。因此，對於分租共用的中下層居民們，在臥室裏穿的衣服，在弄堂裏穿自然也沒關係。
怡德里弄堂口，一位身穿睡衣的大叔坐在木椅上休息。
但是，正如此前所說，民國時期的普通人是買不起睡衣的。睡衣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逐漸成爲潮流，被上海人穿出了家門。那麼，睡衣又是如何走出弄堂，走上大街的呢？
如果弄堂只是作爲私密空間的延伸，睡衣自然不會出現在絕對的公共空間——比如弄堂外面的大街。可是老式弄堂往往處在市中心的熱鬧地段，許多機構和店鋪迫於高昂的.房租，不得不搬入弄堂。
弄堂裏多的是錢莊、洋行，旅館、浴室、飯店也很常見，至於小雜貨店和小食品店，就更不值一提。由於商業活動興盛，以弄堂爲中心形成了不少交易市街。如今你在上海會館街看到的潮州、漳泉、商船會館，就是當年弄堂繁華商市的見證。
上海弄堂裏如今還在營業的前進旅館。
因此，雖然圍牆和大門給了弄堂居民私密和安全的感覺，但齊全的商業功能使得弄堂成爲面向城市開放的空間，里弄街區也作爲城市裏四通八達的隱形脈絡而存在。如此一來，弄堂作爲個人私密空間延伸的同時，又有城市公共空間的強烈滲入。
在弄堂裏能穿的睡衣，在其他不太正式的公共空間自然也能穿。穿睡衣的弄堂居民，去沿街店鋪打油買米，再走向稍遠一點的菜市場和超市，也成爲稀鬆平常的事情。
上海老城區里弄裏的早餐店，有的居民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就跑來吃早飯。
總的來說，狹窄的居住空間和分租共用的模式，再加上弄堂承擔的公共空間功能，使得弄堂居民把睡衣穿出家門，走上了大街。
“體面人”也得這麼穿
但是，建國以前，這種分租共用的模式並不普遍。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於1937年發佈的報告，全部弄堂中有40%依然是獨門獨戶，享受這樣寬鬆居住條件的，大多爲中等收入羣體，而三戶以上人家合租的房屋只佔44%，不到一半。
直到建國以後，分租共用的居住模式才逐漸成爲跨越階級的普遍現象。
1949年建國以後，弄堂房屋的所有權發生很大變化。1955年的公私合營制度變相充公了絕大部分的上海私有住宅，大洋行、大公司的房產都劃歸政府所有，由房管所統一管理，以低租金租給無房戶居住，原來獨門獨戶的住宅普遍住進了多戶人家。
張錫昌在《弄堂懷舊》裏提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明月里弄堂，每一幢房子差不多都住一戶人家。解放後，家住五號裏的王先生被查出有漢奸嫌疑，全家搬走，原來的房子被分配住進了五六家人。
2002年，上海里弄， 里弄裏有讀報的、洗衣的、刷馬桶的、生火的，整個一幅生動的上海市民圖。
另外，原先一些中小私人產權的住戶，在動盪時局中收入不穩定，只好將獨戶居住的單元分租給外人。在房屋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多數住宅單元都擠進兩個以上的家戶，過去在中下層居民被迫經歷的分租共用，成爲弄堂居民的普遍境遇。
而在弄堂以外，國家爲緩解上海居民“住房難”的問題，開始修建工人住宅和居民新村。考慮到國家財政狀況，本着節約空間的原則，在曹楊新村、空江新村之後建設的二萬戶公房，均未設計獨立廚房與衛浴，由一單元的十戶居民共用一套。
始建於1953年的嶗山新村，是上海市政府在解放後建造的二萬戶公房之一，在高樓大廈間儼然是“城中村”。
與此同時，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各類生活必需品憑票供給。官與民、窮與富、身份或職業的不同都逐漸接近和靠攏。在分租共用的居住條件下，生活習慣在合租者面前一覽無餘，人們慢慢學會隱藏自己的階級標識，不輕易暴露。而物質條件的困窘也迫使人們放棄原有的生活方式。
紅木衣櫥要丟掉，大魚大肉不能做，舊有的着裝禮儀和規範在這個過程中也發生鬆動。穿睡衣在弄堂裏走動，對於中等收入羣體來說，也不再是“不體面”的事情。
2010年04月06日， 穿着花睡衣的女人，腳踩一雙還算精緻的皮鞋，剛剛購物回來，穿過弄堂。
由此，過去中下層弄堂居民的生活經驗，逐漸被各個階層分享，成爲普遍現象。本來在家裏纔可以穿的睡衣被合理化爲家居服，再逐漸向洗手、上廁所之外的串門、借蔥借蒜等行爲擴張，然後走出家門，上下樓梯，最後走出社區。
雖然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居民共同經歷着分租共用的居住生活，但是穿睡衣出門似乎並沒有引起關注，也不會被當作一種獨特的現象。事實上，直到70年代末期，穿睡衣上街才成爲一種潮流。
2016年的秋冬上海時裝週，睡衣亮相街頭，作爲潮人街拍的元素。
其實，並不是五六十年代沒有這種現象，而是因爲改革開放前，城市居民做衣服都要憑布票，定額很少，做專門的睡衣是很奢侈的事情，很多都用舊衣服裁剪而成。
當布票製取消，睡衣作爲常見的商品進入市場流通後，人們從單調和拮据的布料中解脫，紛紛將色彩豔麗的睡衣穿出家門，睡衣上街此時才成爲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成爲上海市民的文化名片。
不穿反而不習慣
改革開放後，上海人狹窄的住房空間並沒有得到很大緩解，弄堂依舊是城市居民住宅的主力。雖然商品化住宅逐漸增多，但截止1997年底，生活在上海各式里弄中的居民總數仍有317萬，佔市區人口總量約40％，而在80年代末，這一比例曾超過60%。
與此同時，弄堂生活的便利性也沒有消失，人們穿着睡衣，不用過馬路，就能在街區商店買到絕大多數日常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