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徵收茶稅，始於唐。唐德宗貞元九年 (公元793年)，鹽鐵使張謗建議，徵收茶稅，以增加財政收入。唐文宗大和年間 (公元827年一835年)，江西饒州浮樑是全國最大的茶葉市場，"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 (《元和郡縣誌》卷二八《饒州浮樑縣》)。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還寫下了"商人重利輕離別，前月浮樑買茶去"的著名詩句，反映了當時販茶是十分有利可圖的買賣。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唐文宗開成年間(公元836年一840年)，朝廷每年收入礦冶稅不過7萬貫，抵不上一個縣的茶稅。到唐宣宗時 (公元846年一859年)"天下稅茶，增倍貞元"，年茶稅收入達80萬貫。這一時期最大的商稅收入鹽稅，每年都是600萬貫，茶稅成爲唐朝後期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
安史之亂以後，政府決定徵收茶稅，『詔徵天下茶稅，十取其一』，徵茶稅以後，發現稅額十分顯著，以後就將這一臨時措施改爲『定製』；並相繼設立『鹽茶道』、『鹽鐵使』等官職。立茶稅以後，稅額並不因國庫收支的好轉而有所減免，僅倒根據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發展而不斷增加。公元804年，茶稅每年增加到四十萬。武宗會昌年間（841年——846年），除正銳以外，又增加一種『過境稅』，叫『地塌地錢』，至宣宗大中六年（852年）由當時鹽狐轉運使裴休制訂了『茶法』12條，嚴禁私販，使茶稅斤兩不漏。
我國茶稅發展到宋代，更爲嚴厲，併成爲發展茶葉生產一大障礙，曾誘發多次茶農起義。據文獻記載，宋朝的茶稅法，先後改革多次，即所謂『三稅法』、『四稅法』、『貼射法』、『見錢法』等。
唐朝徵收茶稅，初因“四鎮之亂”，復因水災用賦減免，是在物質條件已具備的特定時間和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當初茶稅稅率1O％，並不算高，經商納稅，無可非議，不能把封建杜會的合理稅收籠統斥之爲 “掠奪”。但茶稅伴隨着宦官擅權、藩鎮割據而一再加重，不能不說是蠢政，應該受到譴責。
唐朝的茶稅，初按三等估價，後按重量計徵，很不完善，屬首創期。四川的茶稅體制，唐朝起就有別於東南各地，且沿襲到後世，在我國茶稅制史上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到民國時期，仍然徵收着茶稅。新中國成立後，舊茶稅制度廢除，茶葉成爲貨物稅――工商稅的一個稅目。1984年10月，工商稅分解爲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和鹽稅以後，茶稅還屬產品稅中的一個徵稅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