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宏觀經濟學是短期的靜態分析，而實際經濟是動態的長期過程。
現代經濟學研究的範圍越來越全面，西方宏觀經濟政策主張也變得越來越成熟。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關注西方經濟政策，以期從中得到啓示。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西方經濟政策主張存在的侷限性，只有真正瞭解和認識這些侷限性，才能更好地應對經濟運行中遇到的問題。
一， 西方宏觀經濟政策主張侷限性之一： 假設理性經濟人
西方經濟學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假設是理性經濟人假設。理性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用來描述一個自利的、理性的、面對有限的選擇資源能夠做出最優選擇的人。在理論上，我們假定經濟主體（個人、企業、政府）都是理性的，其行爲基於理性的分析和最大化利益。但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經濟主體的行爲都受到各種形式的束縛和不完整信息的限制，其決策也必然存在侷限性。
二，西方宏觀經濟政策主張侷限性之二：忽略了制度面
西方經濟學體系中忽略了制度面的分析，將其看作是不重要的附屬內容，以至於無法完整地解釋社會和經濟規律。然而，制度由法律、規則、價值觀、信仰、習慣和文化等組成，這些元素共同規定着人們的行爲方式。因此，我們不能忽略制度，否則無法理解和分析經濟現象。例如，西方經濟學認爲，市場機制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率最高的機制。但在實際運用中，政府的相關政策和制度環境對市場機制的作用有重要影響，嚴重的制度缺陷直接妨礙了市場機制的運轉。
三， 西方宏觀經濟政策主張侷限性之三：更多地從西方的視角出發
西方經濟學主要發展於西方地區，通常從西方的視角出發解釋全球經濟問題。這種觀點的確在許多方面有價值，但也存在侷限性。一個顯著的問題是，西方的發展歷程和地位在國際關係中具有特殊性，這就導致現有的理論框架無法完全適用於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國家。因此，我們應該有一種適合國情的經濟理論框架，以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四，西方宏觀經濟政策主張侷限性之四：短期主義和計算誤差
西方經濟學具有明顯的短期主義傾向，通常側重於通過短期經濟決策來快速刺激經濟增長，而很少考慮長期穩定發展的問題。同時，計算誤差也是非常普遍的，由於經濟領域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計算錯誤是不可避免的。這些誤差可以在政策實施中導致嚴重後果，例如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等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後經歷了總需求大於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於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於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麼，1997年以後，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於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儘管政府實施了更爲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
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範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於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於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爲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爲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
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並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爲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於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
任何特定製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
由於制度安排的範圍相當寬泛，這裏，筆者並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並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首先，增加貨幣供應量、加強貨幣流通性。增加貨幣供應量是從加大政府收入做起的。1998年，全國各地的稅務局門前冷落，百萬稅收大軍散落街頭小巷，與各色人等一筆筆清算陳年舊賬，年底清算增收1560億元。
打擊進口走私，進口環節的稅收增加了700多億。其次中央政府以國債的形式向民間飛快地借了2000多億元。爲了加強貨幣流通性，一年期居民儲蓄利率從1997年10月23日的5.67%通過6次調整降至2002年2月21日的1.98%，一年期金融機構基準貸款利率從1997年10月23日的8.64%降至2002年2月21日的5.31%。
其次，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就是做將之前多收回的稅收和借來的國債花出去的工作。共和國的交通規劃版圖上增加了之前想修而又沒有資金修的鐵路和高速公路。然而突然暴富的交通部卻是愁眉不展，當年10月，時任部長的黃鎮東召集各路人馬，號召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把全年1800億的投資花出去。
最後，政府通過醫療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一系列刺激消費的舉措鼓勵民衆把錢花出去。雖然醫療改革與教育改革的對與錯需要等待更多時間的檢驗，但是年底結算1998年國家的GDP艱難的實現了7.8%的增長率，基本達到年初制定的目標。以朱鎔基的話說“這7.8%的增長率來之不易”。
中國在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總結。第一就是在金融危機之前，中國在包括匯率體制、國有企業、稅制等方面都進行了相對深入的改革，從而加強了微觀市場主體的靈活度與抗風險能力。其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相對靈活度(與印度、東歐等國相比)，這使得我們的企業相對進退自如，調整速度、反映速度比較快。這是所有抗擊金融危機的措施之中最根本的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