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男性平均初婚年齡超35歲，年輕人晚婚晚育受諸多因素影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的增大以及年輕人對婚姻品質要求的提升等，襄陽男性平均初婚年齡超3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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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湖北省襄陽市民政局公佈，2021年該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爲35.23歲，女性爲33.96歲，與2016年的29.41和27.27歲相比，5年裏推遲了近5歲。
近些年，襄陽結婚登記數量也從2014年的55506對，2016年的46783對，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28300多對。
數據一出，一片譁然。
這個位於漢江中游，目標直指“萬億工業強市”的襄陽，到底怎麼了？
低迷的生育率
襄陽位於湖北省西北部。作爲國家確定的中部地區重點城市、漢江流域中心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近些年，襄陽在經濟上取得了較大發展。2021年，襄陽經濟總量達到5309億元，躋身5000億元俱樂部，連續5年穩居湖北省第二位。
作爲一座普通地級市，這樣的成就並不差，但或許是因爲有武漢珠玉在前，襄陽的存在感一直不強。
襄陽有何特殊之處，高居目前各地已公佈的平均初婚年齡榜“榜首”？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提到，襄陽的問題不應侷限於襄陽，而是要跳出狹隘的地域限制，從宏觀看其所處的大環境。
《中國婚姻報告2021》曾對中國婚姻現狀及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認爲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帶來了出生率下滑和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這兩大問題，從而長期影響適婚年齡人數，導致婚姻市場匹配困難，從而推遲了初婚平均年齡。
從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相關數據來看，80後、90後、00後人口分別爲2.19億、1.88億、1.47億，90後比80後少約3100萬，00後比90後少4100萬。
當前結婚年齡主力25-29歲（90後）人口大幅下滑，對結婚對數產生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男女比例自計劃生育後嚴重失衡。1982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男性：女性，女性=100）爲107.6，1990年超過110，2000年接近118，之後長期超過120。相關數據顯示，00後男女性別比達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萬；90後男女性別比達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
從目前各地已公佈的婚姻數據來看，2021年江蘇全省男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爲28、26.52歲，與前一年相比，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略有推遲，女性的略有提前；杭州分別爲28.5、27.1歲，與去年相比分別晚了0.2、0.3歲；溫州爲29.1、26.7歲，男性比上一年推遲了0.4歲，女性則晚了0.3歲……
新生代婚戀平臺MarryU創始人黃鎮認爲，除了以上種種原因，中國晚婚現象的產生，還和當下獨特的大環境有關。
“獨生子女是特殊政策下誕生的特殊一代，在生長過程中又碰上了改革開放，其父母通常帶有濃厚物質短缺烙印，他們除了對精神層面有自己標準，對物質生活也會有一定要求。”
黃鎮認爲，這代人對婚戀需求更加多元複雜，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跡，再加上當下適齡男女婚戀觀念的轉變以及高昂生育成本帶來的現實壓力，導致當代適婚男女生育意願降低，進而對婚姻的需求隨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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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安徽省民政廳消息，2021年安徽省結婚登記平均年齡爲33.31歲，初婚平均年齡分別爲男31.89歲，女30.73歲。“2008年以後，安徽初婚年齡逐漸上升，從一開始的26歲左右到現在已突破30歲。”（3月13日 《新安晚報》）
初婚年齡破30，打破心理壁壘是第一步。年輕人晚婚晚育受諸多因素影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的增大以及年輕人對婚姻品質要求的提升……而很多時候，年輕人心理層面的壓力來源於“不會愛”——不懂如何處理親密關係，因感情造成的極端事件也偶有發生。因此，普及“戀愛教育”迫在眉睫。
目前，我國從小學到大學各個階段，基本上還沒有將戀愛教育、家庭經營這類課程正式納入教育體系。而相關培訓機構的質量和水平參差不齊，導致多數青年是在懵懂狀態下進入愛河、步入婚姻，這就好比“無證上崗”。
20年8月出臺的《關於加強新時代婚姻家庭輔導教育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地積極探索開展婚前輔導，幫助當事人做好進入婚姻狀態的準備，學會管理婚姻。21年5月發佈的《“十四五”民政事業發展規劃》也明確要求加強婚前指導、婚前保健。但與其結婚之前着急“補課”，不如戀愛階段就開始教育。愛是婚姻的基礎，年輕人只有明白愛的意義，才能更尊重婚姻。
“戀愛教育”是系統性工程，絕不能侷限於課堂。去年，寧夏大學、武漢大學等高等院校開設的愛情心理學、婚姻經濟學等相關的選修科目引發了廣泛關注。但真正意義的戀愛教育還應包括更多心理學層面的內容，幫助年輕人瞭解愛情與婚姻的意義與內涵，提高經營感情生活的能力。
民政部門應充分發揮主導作用，聯合教育部門等探索開發戀愛教育課程，搭建戀愛及婚姻教育課程體系。高等院校將“戀愛教育”作爲大學生人生觀教育的.補充未嘗不可，但各地政府也應主導建立完備的婚姻家庭輔導諮詢機構，實現“戀愛教育”的全覆蓋。
另外，目前國內一些城市也已配備戀愛教育等市場服務，專業科學的諮詢與指導可以爲解決個人情感問題及生殖保健問題提供幫助。公益廣告及主流媒體的也應爲“戀愛教育”塑造開放、暢通的輿論場。
專業的“戀愛教育”更需要專業人才。對於高等院校，思想開放且有閱歷、有知識的心理學、社會學專家是不二之選，取得年輕人的認同是開展教育的第一步。對於社會“戀愛教育”來說，寧德市採取的“社工+志願者”的婚姻家庭輔導中心模式可供借鑑，既充分利用資源，也讓“戀愛教育”專業更接地氣。
其實，真正的“戀愛教育”不是教年輕人怎麼談戀愛，而是教育或者幫助年輕人學會處理情感，處理情緒，處理跟他人的差異，建立健康的親密關係。這應是每個年輕人成長過程中的“必修課”。戀愛教育，可以有，也應該有，這不僅是愛情與婚姻的命題，也是個人成長與社會發展的關鍵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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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地區多地近期發佈2021年婚姻登記大數據。據安徽省民政廳消息，2021年安徽省結婚登記平均年齡爲33.31歲，初婚平均年齡分別爲男31.89歲，女30.73歲。
初婚年齡推遲，一直是近年受到關注的社會話題。早在2018年，根據江蘇省民政廳的數據，2017年，江蘇人平均初婚年齡爲34.2歲，其中女性34.3歲，男性34.1歲。而2012年，江蘇人平均初婚年齡爲29.6歲，2015年爲32.4歲。也就是說，差不多在十年前，江蘇的平均初婚年齡就到了30歲。
30歲是一個大關，在過去無疑讓人倍感焦慮，但這個新聞一出，讓很多大男大女的心情略感放鬆。不得不說，這樣一個局面的形成，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結婚對象的機會成本比較、教育程度的提高、結婚成本的增加和同居現象的普遍化影響下，我國城鄉居民平均初婚年齡就呈現出今時今日不斷推遲的趨勢。
婚戀是個人行爲，但它確實反映了一些社會問題，諸如錯失生育年齡對生育水平下降趨勢的強化、高齡女性生育風險增加等，並將對社會發展帶來進一步的挑戰。對此，公共政策要有所作爲，進一步推進婚育支持性政策的出臺，鼓勵和提倡適齡婚育；同時做好託底保障，滿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基本住房等需求，保障孕產婦羣體的特殊權益及母嬰安全，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