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報復社會的人是出於什麼心理，我們會發現很多人都是會報復社會的，這些人都是因爲各種各樣的原因導致的，小編和大家一起來看看那些報復社會的人是出於什麼心理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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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水平偏低，來自社會的底層。有不少報復社會的犯罪分子在生活上遇到了挫折與打擊，而自身的能力有限，再外上外部救助的缺失，其所遇到的困難得不到解決，這致使他們長期處於自卑、憂鬱、憤懣、不滿的心理狀態，久而久之，他們便把自己的不順遂歸咎於這個社會，報復社會的念頭進而在心中產生。
第二，多以濫殺無辜的人民羣衆爲主要目的，藉此製造轟動效應，進而希望引起社會對自己的關注。一旦遭遇挫折或者不順的時候，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就會導致他們產生不快感，這種感覺久而久之就會演變成一種報復行爲，以發泄自己的不滿。
第三，報復社會的手段大多采用及其嚴重的暴力行爲，主要包括爆炸、殺人、縱火等，不僅對受害人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傷，也造成了十分惡劣的社會影響。報復社會型暴力犯罪一般都用比較殘忍的手段殘害無辜的人民羣衆，甚至包括大量的無辜羣衆。
正是由於報復社會型犯罪的危害大，突發性強，這樣也致使犯罪分子也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幾種形式：
1、宣泄不滿與憤恨型。在報復社會型犯罪中，犯罪分子大多來自於社會底層，這些人因爲長期處於社會底層，在努力向上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時候，由於種種原因，這種努力失敗了，便把這種因爲失敗而產生的失望與不滿轉移到報復社會中去。
2、引發社會關注型。譬如江蘇某縣發生的幼兒園爆炸案正是如此，許某某因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從學校休學後，在案發附近租住打工。在其租住房內發現留有自制爆炸裝置材料，並在牆上多處留有死亡滅絕等字跡。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希望以此來引起社會的關注與同情，也反映出他希望通過這種行爲來發泄內心的憤恨與不滿。
3、同歸於盡型。部分極端的犯罪分子在經歷了一系列挫折之後，就會產生厭世、自殺的情緒。由於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了無目的、放之任之，對社會不滿，甚至不惜犧牲他人的生命來與自己同歸於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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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些是由於受到一些極端宗教或政治思潮的蠱惑，對社會事件和現象做出了不同尋常的敵意性歸因。
2、有些是因爲他們有缺陷的人格或精神障礙。例如，反社會型與偏執型兩種人格障礙的交織，就容易使他們無視法律，也控制不住衝動而講憤怒或偏狹的仇恨向無辜的路人宣泄。
3、由於受到重大不公正或傷害事件，尋求幫助無門，由失望到絕望，怒由心生，所以選擇報復社會。
4、長期積怨成仇，一旦到達臨界點，就會被某一個事件所觸發，做出按正常思維無法理解的事情。他們自己已經放棄了生命，把社會上其他人都當作敵對的人，把“責任”歸咎於其他無辜的人。
主要特點
1、動機的累積性
報復社會型犯罪的動機並不是臨時起意，而是在社會、家庭或者單位，長期遭受挫折和打擊，集聚了強烈的不滿情緒，導致了報復社會動機的產生，其所實施的行爲是蓄謀已久的.。
2、偶然性
從對社會不滿到採取報復社會的犯罪行動，期間有一個臨界點，只有不滿情緒累積超過了這個臨界點，纔會實施犯罪行爲，並且很多時候是因爲一件偶然的事件才引發犯罪行爲的產生。
3、目的的報復性
純粹是在偏激情緒支配下，對社會、他人進行報復，試圖給國家、羣體、他人造成損失，擾亂社會秩序，以宣泄其對社會的仇恨和不滿。
4、隨機性
報復社會型犯罪往往以無辜的人作爲目標，特別是兒童、學生、老人和婦女最容易受到傷害，而且其作案地點往往選擇人流密集的區域，以期擴大事態，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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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人類社會裏，對那些侵害自己或者家園的侵害者施以同等的報復，既能夠消滅敵人以避免未來持續受到侵害，也能震懾其他潛在的侵害者，“侵害我，乃們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種長期演化過程中所形成的人類生物本能，反映在我們遭遇侵害後一系列的身心反應上。當遭遇他人有意或無意的侵害，就很容易使我們體驗到憤怒的情緒，這時我們大腦中控制衝動和理性思考的血清素（5-羥色胺）分泌受到抑制，而主導我們攻擊性的睾丸酮激素水平會上升，特別是遭遇到有意的侵害時。血清素水平的下降促使我們衝動控制力的削弱，而睾丸酮激素水平的上升有推動我們向侵害者發起攻擊。
隨着人類社會越來越複雜，人們在遭遇侵害時的反應也變得更加地微妙，受到更多情境因素的影響。例如，如果實施侵害的是比自己強大得多的領主，那麼人們的憤怒情緒就可能變成另一種情緒，恐懼。恐懼能使人們服從、屈從，而不會立即展開報復性的攻擊。而越來越繁瑣的社會和文化也使人們的報復反應不再那麼直接，而是受到種種規範的約束。例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就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範，你不可以像《花千骨》中的殺阡陌那樣囂張：“你若敢爲你門中弟子傷她一分，我便屠你滿門，你若敢爲天下人損她一毫，我便殺盡天下人！”
樸素的公平觀正如樸素的報復觀一樣，也是人類在長期自然進化和文化傳承中發展起來的一種與生俱來的天性。這種樸素的公平觀使我們即使有力量展開報復時也有所節制。因爲你得瑟的時候屠別人滿門，那麼別人得瑟的時候也屠你滿門，如果不加節制地恣肆妄爲成爲一個族羣的特點，那麼無需外敵入侵，用不了幾百年這個族羣也就互相屠沒了。
當人類社會發展進入近代以後，社會結構變得異常複雜，社會分工以及個體對社會的依賴也變得空前的強烈。在複雜的社會結構裏面，侵害自己的人可能有着各種各樣迥異的動機，而具體的侵害情境也往往錯綜複雜，而不是簡潔明瞭。人們源自進化而來的樸素報復觀受到挑戰。社會分工使一部分人不再像部落社會那樣每個男人都尚武，一個賬房先生被屠夫毆打了，他拿什麼去報復？從另一個方面，知識的積累和技術的進步，在現代人口密度高企，人際距離壓縮的城市裏面，一個人要報復傷害另一個人變得異常地便捷和多樣化。賬房先生打不過屠夫，但他可以出錢僱比屠夫更壯的人；他也可以下毒；也可以誣陷屠夫反黨反 社會主義。總之，在現代社會裏面，一個聰明而偏執的賬房先生受到屠夫的毆打，他可以有一百萬種方式來報復，還不包括睡屠夫的老婆。
這時候，“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樸素報復觀就不再適用，就必須讓位給更加文明的方式。當一個人在現代社會遭遇到侵害，那麼侵害他的人必須受到懲罰，但這種懲罰不應該是自己的私刑，而必須有公正的機構來裁決並代爲實施懲罰。法律以及法院就成爲現代人遭受侵害後的首選方式：“你敢打我，我告你丫的。”
現代社會的法院是一箇中立的機構，它爲了保持居間公正就必須保持獨立、中立；法律也應該是基於最廣泛民意基礎而訂立出來，代表社會絕大多數民衆，而不僅僅是權貴 集團的訴求。這時，人們遭受侵害，無論這種侵害來自他人，還是權力集團，他可以通過向法院起訴，通過法院依據代表正義的法律來裁決和懲罰有罪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樸素報復觀就不再具有正當性，訴諸個人的以侵害還侵害會給社會秩序帶來巨大的混亂。
受到他人侵害時，現代社會的個體依然會激起憤怒的感受，生理反應也與傳統社會的人遭受侵害並無二致，但他的憤怒會得到更爲合理和理性的紓解：控訴他。當一個社會的法律能夠充分地反映和保障每一個人的同等權利時，經過教育、社會影響而習得的文明的行爲反應，就通過文化傳承的方式成爲影響和支配人們行爲的教養。心理學的研究也證實，後天的教養與先天的本能對影響和支配人們的行爲都同樣有效，並無明顯的高下之別。
像15年前四名蘇北農村失業青年入室盜竊被發現後，殺害了屋主德國人普方一家四口。而普方的母親獲知兇手爲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底層青年後，致信給地方法院，表達她對兇手的寬恕，並希望法律能從輕量刑，不要判決他們死刑。這位德國母親的行爲反映的就是文明的教養。她在自己兒子一家遇害後，也同樣會憤怒，也同樣感到痛苦，其本能也是傾向於強烈傷害那幾位兇手或將他們消滅掉，但後天的教養使她免於成爲生物性本能的驅使的傀儡。人性之偉大，不在自然本性如何，而在後天的教養能夠使其彰顯文明的力量。
當然，即使在像現代德國這樣法治昌明的國家，也難免會出現個別通過侵害無辜者來報復社會者。他們中有一些可能受到一些極端宗教或政治思潮的蠱惑，對社會事件和現象做出了不同尋常的敵意性歸因，如將企業僱傭員工視爲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因此，他們可能會通過侵害那些“有罪”的無辜企業主而達成他們政治或宗教上的訴求，以“革命”或“聖戰”之名。
另一些極個別的報復社會者，則來自他們有缺陷的人格或精神障礙。例如，反社會型與偏執型兩種人格障礙的交織，就容易使他們無視法律，也控制不住衝動而講憤怒或偏狹的仇恨向無辜的路人宣泄。心理學的研究也表明，類似的“天生壞人”可能與生俱來就存在大腦結構和功能上的缺陷，如血清素的分泌明顯低於普通人羣。
不過，在正常的文明社會裏，無論是基於極端思潮而報復社會，還是極端的人格缺陷而報復社會，其行爲發生率都是極低的，具有非常小概率的偶然性。像幾年前在溫和的挪威社會發生的於特島槍擊事件，是自二戰以來半個多世紀第一起這麼嚴重的報復社會暴力 襲擊案件。
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一個社會民衆普遍無法信任法律或者法庭的裁決，比如他們遭遇到權力集團的侵害無法通過法院起訴立案；或者即使立案也得不到公正的裁決，那麼他們就無法通過文明的方式使侵害他們的人或機構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樸素報復觀就會獲得天然的正當性。但是，當侵害一個社會成員的力量來自於整個社會情境，例如體制，受害人將無法找到具體的侵害者；或者侵害者高高在上，戒備森嚴，那麼，報復社會就可能成爲一種不鮮見的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