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一位80歲的瑞典老人，過去的職業是少管所和社會福利機構的心理學家。他的詩很有味道，例如：
“我聽見我們扔出的石頭／跌落，玻璃般透明地穿行歲月深谷裏／瞬息迷惘的舉動叫喊着／從樹梢飛向樹梢，在比現在更稀薄的空氣中靜啞，像燕子／從山頂／滑向山頂……”
又如：
“三月的一天我到湖邊聆聽／冰像天空一樣藍，在陽光下破裂……”
令人吃驚的是他每年只寫兩三首，隔幾年出一本集子，只收錄十幾首詩。從1954年出版第一部詩集《17首詩》至今，他總共發表了163首詩。他說：“完成—首詩需要很長的時間。詩不是表達‘瞬間情緒’就完了。”他寫得最久的一首詩耗時整整10年，趕上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間了。
如此的推敲、琢磨會導致什麼結果?
詩是最不能翻譯的東西，但他的163首詩卻被譯成50多種文字，全世界的詩歌發燒友們捧讀再三，奉爲圭臬。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他，可謂實至名歸。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中唯一的中國通馬悅然說：“我每週要收到20來部從中國寄來的長篇小說，都是一個意思，希望通過我的介紹去獲獎。”
不可否認中國人口基數大，作家隊伍人丁興旺(有云：“每一片飄落的樹葉都能砸到一位作家”)，但每週有20多部長篇寄往瑞典請求獲獎，聽起來無論如何都像一出鬧劇——還有那麼多沒寄的呢。
茅盾文學獎代表着中國內地最高的文學成就，本屆獲獎者劉震雲坦言自己的作品層次不高，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要說50年後還有人讀這些東西，我自己都不信!”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編輯這樣描述上班的情形：“這個走了那個來，簡直沒有空下來的時候。每個人都遞上一大摞書稿，然後在我對面坐下，說自己的書如何與衆不同、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還有人不無自豪地告訴我：‘這是我今年的第四部長篇小說，前三部都已經出版了。’”
以我之愚見，一部有分量的長篇小說必須反映一個重大的問題，不論是歷史的還是當下的`。花一年時間想通這個問題的人已是智力超羣，一年想通四個社會問題的人絕對該去制定政策的部門工作，寫小說實在是大材小用。
現在說說汽車加價。
在全球經濟不景氣、汽車生產過剩的背景下，在中國買高檔車要加價，與此相對應的是普通車降價的幅度越來越大。
以奧迪95爲例，在中國製造的(價格區間37.98萬~56.77萬)至少加3萬，進口的(價格區間57.70萬～67.80萬)至少加8’萬；而保時捷卡宴(價格區間89.30萬～209．70萬)在有些地區要加價30萬。
加價的多爲SUV，塊頭大，分量重，又帶四輪驅動，油耗自然高。中國的關稅本來就高，對大排量車還徵收附加稅，購置總價已是國外的2~3倍，再把油價、維修等使用費用算進去，估計在最富裕的國家也很少有人願意購買這個價位的車，然而在中國居然所有經銷商都要加價，居然所有購車人都真的加錢給他們。
說實在的，中國哪個城市不堵車?大排量車停車、起步的油耗驚人，而那些車主一年到頭有幾天駕車去征服崇山峻嶺?
若論出行代步，穿個小巷找個車位，沒有比兩廂小車更合適的了。在歐美各大城市，高峯時段放眼望去，滿街盡是兩廂車。與之相反，中國街頭的豪車越來越多，即使不是豪車，大多也是三廂的。是我們比老外粗壯，還是我們的馬路、停車場比外國寬敞?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2010年世界人均GDP統計中，中國在總數182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95位，屬於“下半區”，但中國卻有着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高檔車加價的行情。這不禁令我想起幾年前流行的一個手機彩鈴：
“賺錢啦賺錢啦，我不知該怎麼花，左手拿着諾基亞，右手摩托羅拉!”
只幾年工夫，諾基亞和摩托羅拉都已過時，眼下流行的是iPhone和iPad。不少人拿iPhone4當“傻瓜機”用，只爲顯示自己不落伍。花費幾千元，僅使用其幾百元的功能。
從“左手拿着諾基亞，右手摩托羅拉”到iPhone、iPad，再到加價買車，中國人的底蘊沒變。
回到獲獎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吧。老人常年生活在最普通的公寓裏。除了寫詩，他還是一位翻譯家，熱愛地質學與植物學。精通樂理，能彈奏鋼琴。他於1990年因腦出血半身癱瘓， 口齒不清，但練琴(用左手)仍是每天的必修課。
我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種價值觀：沉着而孜孜不倦——這是當今中國最缺乏的，卻是全人類最敬佩的東西。
